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侍中、尚书、长史、参军（蒋琬），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诸葛亮《出师表》中，蜀汉贞良死节之臣何其之多，然而诸葛亮身后，蒋琬、费祎等人为何没能像诸葛亮说的那样，支撑起蜀汉政权，兴复汉室呢？其实，这既有蒋琬等人在能力上不足的原因，也因为他们还缺乏足够的威望，难以真正威服蜀汉政权内的各种势力。
尽管蒋琬、费祎二人凭借诸葛亮临终前的举荐拥有开府治事的权利，比起后来执掌蜀汉的姜维、陈祗、诸葛瞻、董厥、樊建等人，拥有很大的特权。
但由于两人都不是诸葛亮那样的群臣领袖，加之诸葛亮身后后主刘禅也开始有意分割军政权力，实现朝野平衡。这就导致蒋琬、费祎等人在国策治理上被处处掣肘，政令实施起来举步维艰，国家前途极不明朗。我们就从诸葛亮离世时开始讲起。
蒋琬时期蜀汉政局诸葛亮的猝然离世对蜀汉政权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三国志》中形容当时的情况为“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作为蜀汉政权的主要管理者，诸葛亮的轰然离世甚至不亚于皇帝驾崩。
而曾被世人认定为诸葛亮去世后蜀汉政权领军人物的杨仪、魏延两人，由于在诸葛去世后相互攻伐，最终魏延被诛灭三族、杨仪被贬后幽怨自杀，从而使得蜀汉政权内部大将愈加匮乏，更难以维持对国家内外的军事压迫。
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内乱事件的爆发，内部决裂对一直以来和谐稳定的蜀汉政权造成了沉重打击。不仅仅是费祎举报杨仪这样的事件，蜀汉的官僚们开始怀疑和猜忌彼此，担心卷入政治争斗中去，甚至功勋卓著的将领如马岱也出于不安主动进攻曹魏，以求能够立下更多的功绩以求保身。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整个蜀汉以及曹魏、孙吴都将目光聚焦在诸葛亮提拔任命的蒋琬身上，而蒋琬能否妥善处理好诸葛亮去世后的政权过渡阶段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蜀汉政权接下来的走向。
蒋琬也充分认识到，目前蜀汉最需要的是团结和稳定，因此他没有掀起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或权力斗争，而是聚焦于恢复内部秩序和发展国家经济。他秉持着勤政为民的原则，积极推行各项政策，加强内部治理和改善人民生活。
作为后勤专家，蒋琬在军事物资供应、军纪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有效稳定了蜀汉内部的军事力量。他注重与官僚阶层的合作与沟通，通过发展地方经济、减轻赋税负担，增加民众生活的幸福感，使得蜀汉政权在经济和民生方面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此外，蒋琬还在外交方面展现了出色的能力，他与曹魏和孙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通过外交手段维护了蜀汉的独立地位。他善于利用外交手段化解潜在的冲突，确保蜀汉政权的安全和稳定。
蒋琬的稳定执政为蜀汉政权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机会，在他的领导下，蜀汉政权得以逐渐恢复元气，为后续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成功也证明了蜀汉政权在诸葛亮去世后并非一味陷入混乱，而是能够通过明智的领导来应对内外挑战，继续前行。
陈寿称其“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单从对政局的把握以及个人修为来看，蒋琬确实比魏延、杨仪等人高出不少。
在刘禅延熙元年，蒋琬被任命为开府治事。可见后主对其功绩的认可。而在他的领导下，蜀汉的国力也确实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只不过，蒋琬作为主战派的代表，虽然一直坚持蜀汉建国以来确立的北伐国策，并多次与各方商讨北伐路线，但由于朝中缺少支持，始终不能取得较大成绩。
不过他与姜维的合作却非常融洽，“以维为司马，数率偏军西入”。蒋琬曾上书后主，建议亲自率军进驻涪城，姜维则担任先锋，向凉州进发。然而，就在蒋琬准备大举北伐的时候，他却因病去世。
蒋琬的权力让渡继蒋琬之后，蜀汉朝政大权落到了诸葛亮亲自指派的第二位接班人费祎手中。费祎虽然是江夏人，但他与刘璋有姻亲关系，并在年少时就随其族父入蜀。诸葛亮选择费祎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非仅仅因为费祎能够在魏延和杨仪之间调解矛盾，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凭借他的家族背景和地缘优势，能够更好地维护蜀汉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他的任命也显示了诸葛亮对于地方利益的重视，希望通过合理的权衡和调解，实现蜀汉内部各势力的和谐共存。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出现像曹操、司马懿那样的权臣，不会一人独大。但也注定了蒋琬无法完全整合政权内部的各个势力。
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提拔费祎，给予蒋琬一定的权力，并让费祎协助他。我们从诸葛亮逝世后的一系列人事安排变动中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亮卒，祎为后军师。顷之，代蒋琬为尚书令。琬自汉中还涪，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
蒋琬晋升为握有军权的大将军后，费祎接任尚书令一职，分担了部分内政权力。随后，蒋琬以大司马身份驻扎涪城，准备北伐。此时，费祎也晋升为大将军，从仅掌握内政权力转变为政军大权齐抓。蒋琬通过分割权力，得到了费祎及其背后的东州势力的全面支持。
延熙七年，曹魏大举入侵，费祎以主帅身份带领军队抵御敌军。魏军被击退后，蒋琬主动辞去益州刺史职务。这时，费祎的功绩与蒋琬不相上下，在国家中的地位与蒋琬毫不逊色。
延熙九年蒋琬去世之后，费祎地位愈高，虽然长年驻于汉中，但他“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其推任如此”，蜀汉全国政军之事咸决于费祎。
延熙十五年，费祎接替蒋琬成为蜀汉政权中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获得开府治事权力的大臣。但是仅仅在一年之后，费祎就因酒后欢愉放松了戒备，为曹魏降将郭脩所刺杀。
费祎执政的时代才刚刚开始就颇为意外地结束。纵观蒋琬、费祎执政时期，两人很好地完成了蜀汉政权过渡阶段的权力交接。他们在内政方面“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蜀汉也在这段时间内极大程度地恢复了国力，稳定了国家形势。
费祎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一位重要将领与政治家。他出身于名门望族，拥有深厚的家族背景和良好的教育基础。费祎以其卓越的才干和执政能力在蜀国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费祎精通兵法，战略眼光独到，对战争决策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在蜀国战争中多次担任重要的指挥官角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胜利。他善于运用兵力，制定合理的战略布局，并以灵活的战术应对敌人的变化。费祎的军事才能使得他成为了蜀国军队的中坚力量。
同时，费祎也是一位懂得政治斗争的精明政治家。他能够正确地分析形势，明确政治立场，并在政治斗争中展现出出色的谋略和智慧。费祎在政治上的能力为蜀国提供了稳定的领导，为国家安定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蒋琬和费祎执政时期的平稳过渡在蒋琬和费祎共同执政期间，蜀汉改变了对魏的策略，放弃了继续进行大规模北伐的想法，转而采取守势。他们以汉中作为根据地，在兴势之战中成功击败了曹爽的大军。蜀汉政权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政治稳定、军队整备和战略防御。然而，在这种和睦稳定的表面背后，蜀汉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仍在秘密进行，其影响也渗入到国家对外策略中。
蒋琬和费祎在蜀汉政权的执政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对该时期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首先，他们采取了转守为攻的策略，放弃了继续北伐的冒险行动。这种决策显示了他们的军事策略和智慧，避免了无谓的损失和风险。他们把重心放在了巩固内部政权和战略防御上，使蜀汉政权能够在外部压力下保持相对稳定。
其次，蒋琬和费祎在政治上维护了蜀汉政权的稳定。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来确保政权内部的和谐与统一。他们通过妥善处理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利益冲突，保持了政权的团结和稳定，从而为国家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此外，蒋琬和费祎对军队的整备和战略防御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加强了军队的训练和装备，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他们还在战略上采取了防守为主的策略，以汉中为依托，有效地对抗了魏国的进攻，并在兴势之战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总体而言，蒋琬和费祎在蜀汉政权的执政期间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他们的决策和政策为蜀汉政权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使蜀汉能够在外部压力下保持相对安定，并取得了一定的军事成就。他们的执政期间，虽然内部仍有政治斗争，但他们的领导能力和政治手腕使得蜀汉政权能够应对挑战并保持相对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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